作者:南方周末记者 郭力 发自北京 余力发自广州，特约撰稿Ａｕｄｒｅｙ发自台北
“而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，才是最大的收获。对国民党如是，对台湾如是。”
“戒严”这个词汇，大陆民众未必熟悉，对台湾民众来说，这却是他们整整３８年的生活。
从１９４９年开始，根据国民党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”，为了抵抗“共产主义”，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“实行戒严”。
根据《中国时报》的描述，“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、报纸不能乱报道、话不能乱说、字不能乱写，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。那是一个充满‘禁忌’的时代，报禁、党禁，样样都禁。”
而那段日子留给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记忆，只有八个字：“恐惧、不安、怀疑、猜忌。”
２０年前的７月１５日，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实行了３８年的戒严体制，进而宣布解除“报禁”——允许人民自由办报，解除“党禁”——允许人民自由组党。
这份政令，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，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：“历史的一刻，终于来到了！”
“台湾的大害——党禁、报禁、戒严令”
著名学者马克思·韦伯的书，刚到机场即被扣住，因为“他名字也叫马克思”；法国作家左拉的书被禁，则是因为他名字带一个“左”字；《资本论》倒是有机会逃脱劫难，警察们会以为这是教人发财的书本。
在言论禁锢的年代，五四运动以来知名作家，包括鲁迅、巴金、茅盾、老舍、沈从文在内，其著作皆在台湾查禁之列。
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杨渡记得，“青年学子拿到禁书的一刹那，却感到莫名兴奋，有一种干‘地下革命’的快感。”
台湾记者盛竹如，在其《荧光幕前──盛竹如电视生涯回忆录》书中，有这样一段描绘：“双十节这天（１０月１０日，“中华民国国庆日”），不能发生不吉利的新闻，任何火警、凶杀、抢劫、车祸等案件一律不播出，就连地震都不能发生。”
台湾《自立晚报》记者田士林，因为写下“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，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”一句话，《自立晚报》被停刊三天，而田士林则被送到了关押着政治犯、重刑犯的绿岛“管训八年”。
“整个台湾陷入沉默。”施明德回忆说，“（当时的）台湾社会是没有声音的，知识分子不敢讲话，一般人民只有服从，或者是去当国民党的‘料被丫’（闽南语，指打小报告的人）。”
台湾《自由时报》将“戒严”与“动员戡乱”比作“两尊门神”，“在大半个冷战时代里，一左一右地，紧紧看管着任何颠覆国民党统治的可能”。
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苏起，特别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，“戒严措施对普通民众影响有限”。不过谢长廷这样的“党外分子”，１９８１年中有一次打电话，听筒里突然传来骂声：“电话不要讲那么久”，原来监听人员听得不耐烦了，令他收声。
在此两年前，谢长廷、陈水扁等作为“美丽岛大审”的辩护律师，开始为台湾民众熟知。而那次大审的“主犯”施明德，在法庭上大声说：“台湾的大害，就是党禁、报禁、戒严令。”
“解严，这是国民党的历史共业”
尽管国民党的宣传管理机构“文化工作委员会”一直试图阻止，但是１９７９年的《中国时报》，依然对“美丽岛大审”作了详尽报道。
“国民党解严和民主改革，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。”苏起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。而这个“渐变的过程”，伴随着“党外反对运动”的风起云涌和台湾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，不可避免地开始了。
上世纪８０年代，台湾经济繁荣，民权运动风潮汹涌，终于在１９８６年促成第一次大规模、有动员的“反戒严”群众运动。当时，台商与大陆间半公开的经贸已经悄然开展。
１９８５年，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。“我要求他解放党禁，释放除了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。”施明德对本报记者说。
据苏起回忆，也正是１９８５年，蒋经国指示成立了６个党的“革新小组”，“革新”的议题，就包括了解严、开放报禁等。这一年的１２月２５日，蒋经国终于亲口说，蒋家人“不能、也不会”再有人选下任总统。
“某种意义上，经济发展初期，蒋经国实行的威权政治，赢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安定。”前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但这是为政治发展提供条件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必须开放，因为富有的人们自然要求自由。”在于宗先的记忆中，那是黄金十年，没有那个年代的准备，便没有现今的民主和自由。
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，台湾第一个反对党“民主进步党”成立。彼时“党禁”尚未解除，但是《中国时报》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。
９天后，蒋经国接见美国客人时，宣布“即将解除戒严”。当时的英文翻译正是马英九。回忆二十年前的那一刻，马英九说，感觉是“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！”
施明德记得，在那几天之后，蒋经国就派了人去监狱里找他。“他告诉我蒋经国答应撤除戒严令，但是需要一点时间。”施明德说。
这之后，到最终签署政令宣布解严，又是近１０个月时间。无论对这个成立了７５年的老大政党来说，还是对这个和父亲一起威权统治台湾３８年的老人来说，无论出于自愿，还是被迫，这都不会是一个朝夕而得的决定。
“解严，这是国民党的历史共业。”施明德说。
一夕松绑，百花齐放
解严之后，反应最快的或许是在台湾的大陆籍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籍老兵。等了近４０年，他们获准返乡探亲或定居后，一天也不愿再多等。
而历史学者秦风也发现，“以前常年认为的‘捣蛋分子’，突然和执政党平起平坐了”，一开始“还真不习惯”，“新的价值体系，需要学习”。
不过，解严之于台湾，最显著的变化，还是媒体，和管媒体的机构。
１９８８年元月“报禁”解除后，紧随而至的，是不断冒出的有线电视台、报纸、杂志，用台湾媒体的话说，是“春雷一声响”，“所有报老板与记者都铆足劲，好像等待开跑前的预备哨”。
“过去的禁忌没有了，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与调查报道出现，媒体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。”第一位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徐璐这样对《自由时报》说。
而据于宗先观察，“有了表达的自由，社会运动反而少了”。
那一年，现任职于《中国时报》的夏珍刚进入报社不到一年。“我们已经没有了前辈记者的感受，什么地方是禁区，什么地方要曲笔，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概念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１９８７年，《中国时报》固定１２版，现在已经发展到至少３６个版。同样经历了真正市场化的发展的，还有《联合报》、《自由时报》。它们迅速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《中央日报》，成为台湾“三大报”。
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的还有国民党的宣传机构“文化工作委员会”。这个曾经管理所有媒体的机构，迅速失去了曾经享有的“尊荣”。
“文工会偶尔还会来电话，让我们不要报道什么事。”夏珍说，“报社老板有时候会给面子，但是下面的编辑记者，谁也不会理会这样的招呼了。”
现任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的张荣恭，彼时也在“文工会”担任“非正式职务”。他回忆说：“以前都是文工会的中层直接打电话给各个媒体的高层，解严之后就反过来了，文工会的高层打电话给媒体中层，人家也爱理不理了。”
“国民党的身份变了，凌驾在上的心态和作风也必须改变了。”张荣恭说。“文工会”后来改制成为“文化传播委员会”，主要职责也变为“与媒体沟通，为媒体服务”。张荣恭一度任其主委，“我们唯恐怠慢了媒体。”他笑着说。
“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”
“得益于台湾四十年地方自治选举的民主训练，和经济大发展后很小的贫富差距，解严之后，台湾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混乱。”秦风说。
而国民党反倒是经历了一场深刻质变。到１９９０年，台湾政党总数已经近百，“国民党也只是在民政机关注册的政党之一了。”张荣恭说。
如果说１９８８年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其党内民主进程推向纵深，那么，１９９６年国民党正式推动“总统直选”，“则可以说国民党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党的转变，”苏起说。“这正是国民党在解严之后，最大的收获所在。”
但是第二次“总统选举”失败，国民党失去了政权。
“失败原因不在于解严，而在于自身分裂。”苏起说。于宗先还提到，“从李登辉时代开始，财团的政治献金泛滥，甚至成为了常态。”“执政党对自己没有了约束，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。”
“其实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，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。”秦风分析说，“如果国民党坚持威权统治，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台湾民众推翻的话，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而现在，民主宪政体制下，它还有自新的机会，它还有重新通过选举赢得政权的机会。”
“我们现在要考虑的，是如何改革，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愿景。”张荣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诚如施明德的观察，“戒严太久了，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。现在的台湾社会，谩骂、怀疑、攻击、争权夺利、算老账，这些都是戒严的后遗症”。
“解除戒严２０周年，到底是在庆祝什么？难道只是庆祝一个党取代了另一个党吗？”施明德这样问道。
“解严对台湾来说，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”，“台湾社会开始学习认识人的尊严与平等价值，思考更为开放，观念更为多元，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丽。”《中国时报》的评论，似乎是一个回答。
在于宗先看来，２０年来，有两种力量很了不起。“立法院，政党们可以在这里互相揭短、攻击和辩论，执政党很难为所欲为，因为有对手在看着；另一种就是狗仔队，除了最高长官们，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队在盯着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拍下来。这也是约束的力量。”
秦风的阐释是：“２０年来，民主宪政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不少。”“而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，才是最大的收获。对国民党如是，对台湾如是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