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/22/2007

南方周末:台湾解严20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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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南方周末记者 郭力 发自北京 余力发自广州,特约撰稿Audrey发自台北

“而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,才是最大的收获。对国民党如是,对台湾如是。”

“戒严”这个词汇,大陆民众未必熟悉,对台湾民众来说,这却是他们整整38年的生活。

从1949年开始,根据国民党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”,为了抵抗“共产主义”,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“实行戒严”。

根据《中国时报》的描述,“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、报纸不能乱报道、话不能乱说、字不能乱写,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。那是一个充满‘禁忌’的时代,报禁、党禁,样样都禁。”

而那段日子留给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记忆,只有八个字:“恐惧、不安、怀疑、猜忌。”

20年前的7月15日,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,进而宣布解除“报禁”——允许人民自由办报,解除“党禁”——允许人民自由组党。

这份政令,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,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:“历史的一刻,终于来到了!”

“台湾的大害——党禁、报禁、戒严令”

著名学者马克思·韦伯的书,刚到机场即被扣住,因为“他名字也叫马克思”;法国作家左拉的书被禁,则是因为他名字带一个“左”字;《资本论》倒是有机会逃脱劫难,警察们会以为这是教人发财的书本。

在言论禁锢的年代,五四运动以来知名作家,包括鲁迅、巴金、茅盾、老舍、沈从文在内,其著作皆在台湾查禁之列。

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杨渡记得,“青年学子拿到禁书的一刹那,却感到莫名兴奋,有一种干‘地下革命’的快感。”

台湾记者盛竹如,在其《荧光幕前──盛竹如电视生涯回忆录》书中,有这样一段描绘:“双十节这天(10月10日,“中华民国国庆日”),不能发生不吉利的新闻,任何火警、凶杀、抢劫、车祸等案件一律不播出,就连地震都不能发生。”

台湾《自立晚报》记者田士林,因为写下“透过一位华侨的大腿,正巧看到蒋总统在校阅三军部队”一句话,《自立晚报》被停刊三天,而田士林则被送到了关押着政治犯、重刑犯的绿岛“管训八年”。

“整个台湾陷入沉默。”施明德回忆说,“(当时的)台湾社会是没有声音的,知识分子不敢讲话,一般人民只有服从,或者是去当国民党的‘料被丫’(闽南语,指打小报告的人)。”

台湾《自由时报》将“戒严”与“动员戡乱”比作“两尊门神”,“在大半个冷战时代里,一左一右地,紧紧看管着任何颠覆国民党统治的可能”。

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苏起,特别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,“戒严措施对普通民众影响有限”。不过谢长廷这样的“党外分子”,1981年中有一次打电话,听筒里突然传来骂声:“电话不要讲那么久”,原来监听人员听得不耐烦了,令他收声。

在此两年前,谢长廷、陈水扁等作为“美丽岛大审”的辩护律师,开始为台湾民众熟知。而那次大审的“主犯”施明德,在法庭上大声说:“台湾的大害,就是党禁、报禁、戒严令。”

“解严,这是国民党的历史共业”

尽管国民党的宣传管理机构“文化工作委员会”一直试图阻止,但是1979年的《中国时报》,依然对“美丽岛大审”作了详尽报道。

“国民党解严和民主改革,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。”苏起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。而这个“渐变的过程”,伴随着“党外反对运动”的风起云涌和台湾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,不可避免地开始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,台湾经济繁荣,民权运动风潮汹涌,终于在1986年促成第一次大规模、有动员的“反戒严”群众运动。当时,台商与大陆间半公开的经贸已经悄然开展。

1985年,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。“我要求他解放党禁,释放除了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。”施明德对本报记者说。

据苏起回忆,也正是1985年,蒋经国指示成立了6个党的“革新小组”,“革新”的议题,就包括了解严、开放报禁等。这一年的12月25日,蒋经国终于亲口说,蒋家人“不能、也不会”再有人选下任总统。

“某种意义上,经济发展初期,蒋经国实行的威权政治,赢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安定。”前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但这是为政治发展提供条件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,必须开放,因为富有的人们自然要求自由。”在于宗先的记忆中,那是黄金十年,没有那个年代的准备,便没有现今的民主和自由。

1986年9月28日,台湾第一个反对党“民主进步党”成立。彼时“党禁”尚未解除,但是《中国时报》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。

9天后,蒋经国接见美国客人时,宣布“即将解除戒严”。当时的英文翻译正是马英九。回忆二十年前的那一刻,马英九说,感觉是“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!”

施明德记得,在那几天之后,蒋经国就派了人去监狱里找他。“他告诉我蒋经国答应撤除戒严令,但是需要一点时间。”施明德说。

这之后,到最终签署政令宣布解严,又是近10个月时间。无论对这个成立了75年的老大政党来说,还是对这个和父亲一起威权统治台湾38年的老人来说,无论出于自愿,还是被迫,这都不会是一个朝夕而得的决定。

“解严,这是国民党的历史共业。”施明德说。

一夕松绑,百花齐放

解严之后,反应最快的或许是在台湾的大陆籍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籍老兵。等了近40年,他们获准返乡探亲或定居后,一天也不愿再多等。

而历史学者秦风也发现,“以前常年认为的‘捣蛋分子’,突然和执政党平起平坐了”,一开始“还真不习惯”,“新的价值体系,需要学习”。

不过,解严之于台湾,最显著的变化,还是媒体,和管媒体的机构。

1988年元月“报禁”解除后,紧随而至的,是不断冒出的有线电视台、报纸、杂志,用台湾媒体的话说,是“春雷一声响”,“所有报老板与记者都铆足劲,好像等待开跑前的预备哨”。

“过去的禁忌没有了,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与调查报道出现,媒体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。”第一位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徐璐这样对《自由时报》说。

而据于宗先观察,“有了表达的自由,社会运动反而少了”。

那一年,现任职于《中国时报》的夏珍刚进入报社不到一年。“我们已经没有了前辈记者的感受,什么地方是禁区,什么地方要曲笔,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概念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1987年,《中国时报》固定12版,现在已经发展到至少36个版。同样经历了真正市场化的发展的,还有《联合报》、《自由时报》。它们迅速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《中央日报》,成为台湾“三大报”。

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的还有国民党的宣传机构“文化工作委员会”。这个曾经管理所有媒体的机构,迅速失去了曾经享有的“尊荣”。

“文工会偶尔还会来电话,让我们不要报道什么事。”夏珍说,“报社老板有时候会给面子,但是下面的编辑记者,谁也不会理会这样的招呼了。”

现任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的张荣恭,彼时也在“文工会”担任“非正式职务”。他回忆说:“以前都是文工会的中层直接打电话给各个媒体的高层,解严之后就反过来了,文工会的高层打电话给媒体中层,人家也爱理不理了。”

“国民党的身份变了,凌驾在上的心态和作风也必须改变了。”张荣恭说。“文工会”后来改制成为“文化传播委员会”,主要职责也变为“与媒体沟通,为媒体服务”。张荣恭一度任其主委,“我们唯恐怠慢了媒体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”

“得益于台湾四十年地方自治选举的民主训练,和经济大发展后很小的贫富差距,解严之后,台湾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混乱。”秦风说。

而国民党反倒是经历了一场深刻质变。到1990年,台湾政党总数已经近百,“国民党也只是在民政机关注册的政党之一了。”张荣恭说。

如果说1988年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其党内民主进程推向纵深,那么,1996年国民党正式推动“总统直选”,“则可以说国民党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党的转变,”苏起说。“这正是国民党在解严之后,最大的收获所在。”

但是第二次“总统选举”失败,国民党失去了政权。

“失败原因不在于解严,而在于自身分裂。”苏起说。于宗先还提到,“从李登辉时代开始,财团的政治献金泛滥,甚至成为了常态。”“执政党对自己没有了约束,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。”

“其实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,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。”秦风分析说,“如果国民党坚持威权统治,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台湾民众推翻的话,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而现在,民主宪政体制下,它还有自新的机会,它还有重新通过选举赢得政权的机会。”

“我们现在要考虑的,是如何改革,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愿景。”张荣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诚如施明德的观察,“戒严太久了,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。现在的台湾社会,谩骂、怀疑、攻击、争权夺利、算老账,这些都是戒严的后遗症”。

“解除戒严20周年,到底是在庆祝什么?难道只是庆祝一个党取代了另一个党吗?”施明德这样问道。

“解严对台湾来说,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”,“台湾社会开始学习认识人的尊严与平等价值,思考更为开放,观念更为多元,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丽。”《中国时报》的评论,似乎是一个回答。

在于宗先看来,20年来,有两种力量很了不起。“立法院,政党们可以在这里互相揭短、攻击和辩论,执政党很难为所欲为,因为有对手在看着;另一种就是狗仔队,除了最高长官们,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队在盯着,一不小心就会被拍下来。这也是约束的力量。”

秦风的阐释是:“20年来,民主宪政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不少。”“而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,才是最大的收获。对国民党如是,对台湾如是。”